宋朝没有“身边人”乱政

为了独揽大权，汉唐二代的皇帝采取了立内朝、制外朝的策略，起用一个主要由皇室“身边人”组成的非正式领导班子，以此来削弱乃至架空宰相之权；明清二代则干脆废了宰相，由皇帝兼任政府首脑，同时设立一个文秘班子协助日理万机的皇帝。相比较而言，宋代的国家治理框架才是历代最合理的，大体上没有出现内朝钳制外朝的局面，相权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制度化的运作。

宋人的国家治理思路，可以用两位士大夫上奏给皇帝的意见来概括：其一，北宋的吕公著对神宗说：“自古亡国乱家，不过亲小人、任宦官、通女谒、宠外戚等数事而已。”其二，南宋的洪咨夔跟理宗说：“臣历考往古治乱之源，权归人主，政出中书，天下未有不治。”换成我们的话来说，优良的国家治理框架，应当是君主象征主权，宰相执掌政事；而政局的败坏，都是由“身边人控制”引起的。

吕公著所说的“小人”，含义宽泛，如果我们将它换成“皇帝秘书”，则我们可以发现，历代擅权乱政的皇室“身边人”，基本上就是四类人：皇帝秘书、外戚、宦官与女谒（后妃）。

宋代对此四类皇室“身边人”都防范甚严。先说皇帝秘书——唐代时有“内相”之称的翰林学士，到了宋代已经成为宰相控制下的政府系统的一员，而不再具有皇室私臣的身份，当然也失去了唐代“内相”那样的权势。

对待外戚，宋室则一方面“养之以丰禄高爵”，另一方面又“不令预政，不令管军，不许通宫禁，不许接宾客”，所以两宋也没有出现招权擅事的外戚集团。虽然也有个别外戚通过科举当上大官，如南宋权相贾似道，但从身份认同上看，其外戚身份意识已非常淡化，反而是士大夫身份意识更为明显，也就是说，贾似道并不认为自己是皇室“身边人”，而是帝国名正言顺的CEO，旁人也倾向于认为贾似道是权相柄政，而不是外戚擅权。

宋代对宦官势力的遏制也远比汉、唐、明三代严格而有效。宋人自认为本朝“宦寺供扫洒而已”，当然不够实事求是，因为宋代宦官实际上是允许参与政务的，包括率军作战。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，宋代确实没有出现宦官窃权乱政的情况。原因何在？《宋史》的《宦者传序》说得很清楚：“祖宗之法严，宰相之权重”。“祖宗之法严”代表了皇室对宦官的抑制态度，唐代宦官乱政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，不能不令宋代皇帝对内臣专权充满警惕。宋室的防范措施包括限制宦官的数量，如太祖强调宦官“自有定员”，不得超过50人；到宋哲宗时，宦官改为限额100人。宋代虽然有宦官率军作战，但都是临时性差遣，并不能长期独掌兵权（童贯是唯一的一个例外）。

对宦官集团更重要的掣肘力量来自以宰相为首的政府，即所谓“宰相之权重”。宋代采用“以外统内”的治理框架，外廷宰相领导的文官集团有权过问内廷事务，包括参议宦官之任用、升迁；而内廷则不许干预外廷国政，用宋人吕中的话来说，“我朝所以无内朝之患，以外朝之除拜，在内不得而知，内庭之请谒，在外可得而知之也。”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：宋仁宗时，有个叫做杨怀敏的宦官因有过失，被罢免了“入内副都知”的职务，但皇帝大概比较宠信他吧，准备下旨让杨怀敏官复原职，但是皇帝的意见（当时称为“词头”）却被政事堂（宰相机构）下面的知制诰驳回了。知制诰告诉仁宗皇帝：根据本朝制度，被免职的副都知，是不可以官复原职的，所以臣不敢草拟这道诏书，封还词头。

最后来看看宋代对后妃权力的约束。我们知道，汉武帝为防止女主祸国，狠心杀了太子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。以历史经验来看，应承认汉武帝的忧虑并非全无道理，因为汉初已发生吕后集团专权的情况，但刘彻所采取的铁血手段实在是下下策。宋代多次出现过太后“垂帘听政”，但从总体上判断，垂帘的太后都谈不上专权、乱政，反倒留下一些贤名。宋孝宗就曾夸耀说：“本朝后妃却是多贤。”宋室后妃临朝而不擅权，原因其实不在于她们“多贤”，而是因为，在宋代君臣共识及实际所形成的治理惯例中，君主本人都要“守法度，事无大小，悉付外廷议”，后妃只是特殊情况下的暂时代行皇权，更不可能下侵宰相之权，而且，一旦她们出现权力膨胀的苗头，还将受到宰相的抗议和抵制，比如，在仁宗朝前期垂帘听政的刘太后，曾经以皇帝年幼起床晚为由，提出由她单独临朝的要求，但宰相坚决不同意。宋代在先后出现多位太后垂帘听政的情况下，居然做到了无女主祸国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